“爱，就是给孩子讲一个故事”
在台湾做幼儿图画书推广30余年，张杏如提出的口号是 “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”。“以前孩子的童年有大自然、街坊邻居、宽阔的生活空间，还有兄弟姊妹等许多的情感支持，而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闭锁的环境里，情感是孤独的，父母的陪伴显得更重要。 ”爱孩子，就是和他一起读一本书，讲一个故事。
（张杏如出生在一个留日知识分子家庭。家里7兄妹，她年纪最小。6 个哥哥、姐姐先后去美国留学，并定居。）
“鸭子为什么会帮助鳄鱼？”
“田鼠阿佛不采集粮食，算不算懒惰？”
这是台北信谊基金会附属实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讨论的问题。
参加上海国际童书展前，张杏如经常会到信谊基金会的2楼实验幼儿园逛逛。67岁的她有4个孙子，其中3个都在她创办的这家幼儿园长大。目前，还有一个孙子在读大班。
在她的幼儿园里，每学期家长要上三次课，学习如何和孩子一起读图画书；每周，孩子都要带1本图画书，和爸爸、妈妈进行各种互动。
前段时间，小朋友正在讨论陈致元的《咕叽咕叽》和李欧·李奥尼的《田鼠阿佛》。《咕叽咕叽》讲了一只叫咕叽咕叽的鳄鱼在一个鸭子家族长大的故事，咕叽咕叽浑然不知潜伏着的身份认同危机，幽默和冲突也由此展开。
“为什么鳄鱼会帮助鸭子？ ”
老师请小朋友和爸爸、妈妈一起找答案。在家，张杏如听到了孙子和女儿的这段对话。
孩子指着自个儿的眉毛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长得也不一样啊。我的眉毛这样，你的眉毛那样，可是我还是爱你啊。”
外婆张杏如笑了。她告诉记者，“你看，孩子懂得鳄鱼和鸭子虽然存在差异，但并不是实质的。这里有爱的连接。那个连接点是爱，不是别的东西。”
从给2个孩子讲故事，到给4个孙子讲故事，以至给全台湾的孩子做经典和原创的图画书，按张杏如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我讲故事的功力，大大长进。”
1971年，张杏如的公公、台湾纸业龙头永丰余的第一代掌门人何传创立了信谊基金会。此后不久，她接手了基金会。1977年，张杏如成立了“信谊学前教育发展中心”。那个年代，台湾师范院校尚未建立学前教育专业，张杏如则在民间默默先行了。35年来，她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角色，在台湾建构了最完整的学前教育支持体系，也是父母育儿最重要的支持系统。这当中她引进“发现、学习”、“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幼儿”的教育理念, 创办台湾第一家的幼儿图书出版社、发行第一本给0-6岁幼儿的父母的学前教育杂志、为亲子量身打造的第一间幼儿专属图书馆、亲子馆、长期透过实体活动和网络服务家长…因之，张杏如被称为台湾的“幼教之母”。
（ 左上：余丽琼和朱成梁的《团圆》、右上：陈致元的《咕叽咕叽》、下图：艾瑞·卡尔的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）
见到张杏如之时，她正温文尔雅地站在上海国际儿童书展的信谊图书展台前，鹅黄毛衫，清瘦娇小，语轻话柔，正在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。她身后长长展台摆放了30来年，信谊出版的各种国外图画书经典：《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》、《爷爷一定有办法》、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、《逃家小兔》，以及本土原创经典，如周翔的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、余丽琼和朱成梁的《团圆》、魏捷和何耘之的《那只深蓝色的鸟是我爸爸》、陈致元的《小鱼散步》、刘畅的《北冥有鱼》⋯⋯
“我专出图画书，以幼儿为本位，我基本把幼儿定位在0-8岁。从认知心理学的概念，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是处于实际操作的年纪，英国的学校叫这些孩子为‘young children’。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出书。”
“有感受力的人，才会有幸福感”
若不是成为一名母亲，张杏如或许会成为一名历史系教授。
张杏如出生在一个留日的知识分子家庭。家里8个兄妹，她排行第7。6个兄弟姐妹先后去美国留学，并定居。张杏如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，叶嘉莹的诗选，方东美的中国哲学，曾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的李霖灿的中国美术史，都对她早年的读书生涯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台湾经济起飞，知识精英们处于“来来来读台大，去去去留美国”的浪潮中。张杏如跟随哥哥、姐姐的步伐，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念历史硕士。她和她的先生何寿川因为两家是世交而相识，后来因为先生家族企业的缘故，张杏如跟随何寿川回到台湾，在淡江大学教历史，直到有了儿子何奕达、女儿何奕佳。
当了母亲，张杏如发现，上世纪70年代，台湾幼儿教育还处于一个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的初级阶段。
“我常常看到美国的侄儿、侄女经常去社区图书馆借图画书，从学校也经常带图画书回来看。这些图文并茂、美好的书专门给0-6岁的孩子们看。在台湾，那是一个走进书店找不到图画书的年代，我们的孩子没有图画书看。虽然我自己有很多资源可以买到书，但大多数的台湾母亲，她们没有机会。我觉得很不公平。”
张杏如发现台湾工业化进程、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自己周围朋友的生活方式。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，离开了家乡，进入城市，建立了核心家庭，没有邻里，没有三姑六婆，没有任何支撑点。“甚至是给孩子洗个澡，也没有人可以教这些年轻的父母，他们十分无助。而这些年轻的台湾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，知道自己需要学习新的教育理念。”
1978年4月，张杏如做了一本杂志《学前教育》，给0-6岁孩子的家长看。她认为家长的教育应该先于儿童的教育，家长没有正确的教育态度和教养方法，孩子的教育就无从谈起。
同理心成为了张杏如做教育的起点。“我有幸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上，很认真地做了一件对的事。可能是，我们回应了一个社会的需求。因为自己有孩子，心有所感。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。”
赶在1978年母亲节， 张杏如出版了信谊的第一本图画书——《妈妈》，她请来了台湾儿童文学的领航人林良写文字、德国留学的赵国宗画图。这本书开启了她的台湾原创图画书的探索旅程。
（ 信谊第一本原创图画书：《妈妈》。）
“我一边做图画书，一边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。”张杏如笑着回忆那些对她来说太遥远的故事。她还记得故事在孩子心灵里悄然发生的化学变化。有年，她常常给女儿何奕佳讲图画书《风姐姐来了》，女儿特别喜欢。只要她和女儿一起坐车，她就把窗户打开，让小奕佳感受什么是风。 “读图画书的时候，孩子在无形中增加了感受力。平时，你看到风吹动窗帘，不会有什么触动。看了这本书后，你会感受到风吹到脸，风吹到窗帘，叶子掉下来的不同味道。无形中，增加孩子对风的感受力。”
推广幼儿阅读30年，张杏如对记者说，她深感到中国父母对孩子的阅读干预太多。“请给孩子多一些空间。这是亲子阅读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。通常我们大人不太相信孩子，讲故事时常有预设立场，发问给的通常是封闭性问题。譬如会说，‘你看，这个孩子多么不乖，他做这样的事情。他那么勇敢，你要像他一样!’也许孩子们并不这么想。中国人非常爱孩子，但不尊重孩子。我们往往不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尊重。这是学会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第一课。”
“读一本图画书，譬如《风姐姐来了》，你给孩子的东西，是无形中种在他/她的心里，是在涵养他/她，延展阅读的边界。父母不能只对孩子说，‘你要勇敢哦，跌倒了要爬起来哦。你看这只小熊多勇敢，你得学他哦。’孩子看一本书，他会有一个情境，受到激励。我常说教育，一个是教，一个是育。育就是环境，涵养孩子的环境。父母陪伴孩子、讲一个故事的过程，就像登山。攀顶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在过程中，我们会一起看沿途风景，会跌倒，然后这些经历成为回忆，成为人生中可以回忆的滋味。”
“我相信一个人，不管外在条件如何，一个有感受力的人，一个有思、有感的人，才会有幸福感。若一个人无思、无感，什么都会索然无味。好的图画书，就是给孩子的人生增加一些质地和滋味。”
不能只依靠国外的书来滋养孩子
4岁时，张杏如的侄子埃尔伯特收到姑姑送的生日礼物——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作者是美国图画书大师艾瑞·卡尔。埃尔伯特带着这本书到幼儿园，并念给小朋友们听。他一边念，一边用小指头像毛毛虫一样在洞里钻来钻去。故事的最后，一只斑斓的蝴蝶破茧而出，展翅飞翔。小朋友们鼓起掌来，教室充满了笑声、欢乐和甜蜜。这份甜美一直保存在小埃尔伯特的心灵深处。自此，他爱上了各种各样的图画书。
申请哈佛大学时，埃尔伯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。哈佛大学入学处的老师读后十分感动，将文章转给了出版社编辑。后来，文章辗转到了艾瑞·卡尔的手中。两人见了面，成为忘年交。现在，埃尔伯特是一名美国专业医师，同时也成为艾瑞·卡尔图画书美术馆的董事。张杏如见证了一本图画书塑造一个孩子心灵的过程，她也和艾瑞·卡尔成为了终身好友。
在张杏如心中，一本图画书就应当是一颗珍珠，可遇而不可求，须慢慢养成。就像“《好饿的毛毛虫》是一本功能性很强的认知书，教给孩子时间、数量的序列关系，但它又不止是认知书，它用色彩表达了生命的璀璨，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。”张杏如曾如是说。
自1969年问世以来，《好饿的毛毛虫》授权给50种不同语言版本，全球累积销售量超过三千三百万本，平均每不到一分钟就卖出一本。2008年，张杏如向卡尔争取到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版权。六年时间，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为最畅销的童书之一。
上世纪80年代，一名远从洛杉矶回台买书的幼儿园老师找到张杏如，请她推荐一些有中国孩子脸的图画书。这位老师希望华裔学生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这件事情触动了她——中国人不能只仰赖国外的图书来滋养自己的孩子。1987年，“信谊幼儿文学奖”设立。“虽然我们面对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，孩子仍然要从生活中学习，从实际经验中学习，我们需要做原创图画书。一个孩子会说英语，接触国际社会，还须认同自己的文化，用中国人的历史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，立足于国际社会。”
20多年过去，这一奖项已成为台湾最具指标性的图画书创作奖。其中，《小鱼散步》、《咕叽咕叽》等图画书都上过美国《出版人周刊》年度最佳童书、《纽约时报》、亚马逊畅销榜单。
2004年，信谊进入中国大陆市场。10年时间，出版了100种图画书。2008年起，信谊支持大陆本土创作，推出《团圆》、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等原创图画书。2010年，信谊基金会在大陆创立“信谊图画书奖”，支持大陆本土的图画书创作。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的作者周翔告诉记者，为了这两本书的创作，张杏如分别等了作者3年和2年。张杏如习惯了“慢”和 “等”。
这种“慢”和张杏如的历史观分割不开。早年看过太多的“秦王汉武，而今安在”的历史故事，张杏如很清楚自己做的事大多数留不住。“但我也相信苏轼的那句名言——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物与我皆无尽也。当下看不到的效果，并不代表它没有产生影响。做教育、做图书，就算没有马上看到开花结果，但是种子已经播种下去。”
每年，张杏如要去南京信谊编辑部好几次。讨论会上，她 把她和孩子共读图画书的经验, 以及对儿童发展的理解向编辑分享，讲讲自己外孙是如何阅读图画书的，自己是如何教孙子们读书的。
2008年，南京编辑部正讨论要不要出作家萧袤的童话故事《驿马》。
“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天蓝得像缎子一样，云白得像牛奶一样。河蓝得像宝石一样，羊白得像云彩一样。它，就是楼兰。” 很快，张杏如喜欢上这段朴实而深情的开头。她认为文字千字不到，体现了母语文化的独特。她喜欢这本书独特的、磅礴的气象:天苍苍、野茫茫，黄沙弥漫的西域，富裕丰饶的楼兰国，几个世代的追寻，诗意的返乡之旅。在她看来，驿马的追寻，正像几个世纪华人的追寻，甚至人类延绵不绝的追寻。
讨论出版这本书时，有编辑提出担心孩子可能会看不懂。
当时，张杏如认为，孩子可以看轻松、幽默、温情的书, 但读书不可以偏食。她觉得这本书讲述梦想的力量, 看似沉重，实则优美、动人。随着孩子的长大，审美感受增强，“梦想’的故事必定会滋养孩子。
她说：“这是一本养气书，养出孩子的某种大气。我们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书。”
至今，张杏如还记得1996年，送儿子何奕达去美国读高中的情景。当时，她一点也不担心孩子会成为“洋香蕉”。每年寒暑假，她要求孩子回台湾补习国文，背诵《古文观止》等。当时，她正在一边为儿子整理行李，一边编辑一套书。孩子第一次独立出远门，她在反思自己给予他什么，把哪些东西放进了他的行囊里，让他做好准备去经历风雨。
“譬如，通过图画书，我们要教会孩子独立阅读。一个孩子不能只依赖别人来阅读，他不能只是看得懂故事，只是复述故事，而是要有自己和书对话的能力，有所思、有所感，成为一个独立阅读、独立思考的人。”
后来，她决定将当时编辑的这套图画书命名为《孩子的智慧行囊》。
在台湾做幼儿图画书推广30余年，张杏如提出的口号是 “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”。“以前孩子的童年有大自然、街坊邻居、良好生活空间，还有兄弟姊妹等许多的情感支持，而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闭锁的环境里，情感是孤独的，父母的陪伴显得更重要。”她说。
采访结束，张杏如拿起一本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送给摄影师。年轻的摄影师稍显犹豫，这分明是一本给孩子的书。 张杏如浅浅一笑，眼里透出温润的光。“图画书不止是给孩子看的。在国外，这本书常常是拿来送情人。”
爱，就是给孩子讲一个故事，也是给有情人讲一个故事。
文：曾进 摄影：李威娜 选自《外滩画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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