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？每次听到这样的问题，我都会觉得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只是突然想到我的童年，想到那些在阳光下奔跑的无忧无虑的岁月。“躲猫猫”在我们家乡的方言里，叫做“躲野猫”，“野猫”是什么东西呢？“野猫”就是野兽。小时候，晚上不肯睡觉，妈妈就会用手抓挠床边，嘴里说着：“野猫来了，快睡快睡，野猫不吃睡着的小孩。”我就赶紧闭上眼睛，把可怕的野猫关在我的眼皮之外，在妈妈的保护之下沉沉睡去。
所以，“躲猫猫”在我们的家乡话中，就是躲起来不让野兽找到的意思，大概这是远古人类的生存本能，慢慢演化着就成了游戏。而且，这是每个孩子几乎天生就会的、最不花钱的游戏。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普遍是没有玩具的。没有芭比娃娃、泰迪熊，没有可以上发条的小汽车……什么都没有。
我出生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，1977年。我的家乡位于长江和黄海交界的地方，与上海隔江相望，盛产玉米和红薯。那时候计划生育刚刚开始，所以我没有亲兄弟姐妹，是第一代“独生子女”，我父母每年可以领到十三块钱的“独生子女费”，以作为奖励。在那时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但我的上一代，也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那一代，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，所以虽然我是独生女儿，却有一大堆的堂兄堂姐堂弟表哥表姐姨兄姨姐，还有村子里同年代出生的小伙伴。我现在回忆童年，来来去去都是一张张被江风和海风吹得黝黑的发亮的孩子的脸，尖利而明亮的童声，以及在尘土四起的小土路上扑踏来去的无数光着的小脚板。
小勇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小勇的形象就是从那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脸之中浮上来的。
其实小勇要比我大上三四岁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很高大的，穿着不知道谁给的旧军大衣，太大了，就在腰里扎一根绳子。小勇的父母早已各自有了家庭，是什么样的家庭，大家都不清楚。小勇的父亲显然是在外地做民工，做着做着，就在外面的城市里扎下根来，也许娶的还是城里的女人。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他的父母谁也不愿意负担，就寄放在爷爷家里。他的脖子上，是一直有一条钥匙的，潘坚老师把这条钥匙画了出来，一直陪伴到小勇离开。其实是希望小勇能够再回来开爷爷家的门。这是小勇的期盼，也是我们的期盼。
小勇比多数孩子都要高上一个头。他喜欢和我们一起玩，是因为和他一样大的孩子欺负他。和他一样大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的中高年级了，他们知识和眼界开阔之后，突然明白小勇和他们不同。当时在乡里的小学中，是有小勇这样的孩子的，他们全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能够上学的像小勇这样的孩子，一般是教师子女和乡里有头有脸的人的孩子，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还是受到歧视。
书里的小勇，于是就缩小到和别的小伙伴一样大，和别的小朋友一样。和我一样。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，小勇很泰然地站在小伙伴们中间。伸出一模一样的小手。
那时候我们大约6岁。村里没有所谓的幼儿园。一个村民组里有一个托儿所，收两岁到六岁的孩子。
小勇因为年纪太大了，不能进这个托儿所，只能在外头玩。
当时管托儿所的是一个黄头发的女子，二三十岁。她非常凶，哪个不听话她就打屁股。用一只手手把我们横向夹住，另一只手pia、pia地打。我们叫她“黄毛”，都不喜欢她。小勇一靠近，她就去赶，“嘘——嘘——”有时还拿扫帚打。
现在想来，她其实是想保护我们。她怕小勇伤害我们。我们看见她打小勇，就更加不喜欢她，还给她编难听的童谣，特地唱给她听。我们唱的时候，她会随便夹起一个，pia、pia地打。
小勇高大、温顺、腼腆、善良。总是在睡午觉的时候，他在窗口一站，我们轰的一下全都跑出去了，“黄毛”“哎哎哎”地拦，可是怎么拦得住呢？我们一个个都跟残忍的小狼似的，集体维护自己的小伙伴，和成人世界作对。
跑到外面，小勇说“躲野猫躲野猫”，我们就开始玩躲猫猫。然后故事就开始了。《躲猫猫大王》最初的文字版本完成于2004年，名字叫做《躲猫猫国王》。写作这种事情总是突然发生的。突然就想起小勇，想把他写下来。
刚刚写完这个作品，我就将它发给了东方娃娃的主编周翔老师，周老师交给龚慧瑛老师审稿，龚老师呢，认为这个故事文字偏多，故事也较长，不太适合东方娃娃，于是又推荐给了《儿童故事画报》的主编王泳波先生。王主编读到这个故事后很感兴趣，当时就决定让我继续写下去，并把整整一年的杂志的最后四个版面全部交给我，让我撒丫子狂欢地写了我的整个童年。当时为我的稿子配图的是充满灵气的年轻画家卜佳媚小姐。我们两个合作了一年，后来有家长特地打电话给编辑部，还有的写信给我，说很喜欢我们的栏目。但是毕竟我写的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的故事，对于杂志的销量没有帮助，到2006年，栏目就停了。但我始终感谢那一整年沉浸在童年之中的快乐时光。
2005年夏天我到南京信谊工作，在周翔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做原创图画书。我们做了《宝儿》、《驿马》，《团圆》也在做。我曾经试着写过一篇叫做《屋顶》的故事，然而没有通过。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之后，我就想，也许《躲猫猫国王》是可以编成图画书的。此前我在《东方娃娃》工作的时候，周老师便已训练我们写文字的人自己画草图。他认为图画书编辑应该是文图兼顾的独立编辑，我们在做栏目的时候，早已经习惯自己做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同时画图和写文字。
我一有此动念，便自己拿白纸订了一个本子，把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和场景都画了下来。当然画得很幼稚，人物的比例都是错的，也完全不懂得构图啦，透视啦。就这么画了一本，把文字用铅笔抄在上面。做完之后，我自己读了几遍，又拿给编辑部的同仁们看，大家都觉得还行，无论从脉络结构，还是从情绪的营造上来说，都是可以的。
不久信谊基金会的执行长张杏如小姐就到南京来，我们坐在南京信谊摆满了绿色植物和图画书的会议室里通选题。那是值得我铭记的一天，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。那时候大家都把这本书叫做“小勇”，把周老师的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叫做“菜精”。当时执行长就坐在我左边，看着我手里画得十分寒碜的草图本子。我平时有点大喇喇的，总是一副无所畏惧很个性的样子，但那时心里却非常紧张，当然，表面上仍然故作镇定地把小本子从头到尾念了一遍。念完之后，我看到大家都在微笑。我就想，太好了，选题通过了。
下一步是找画家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。这让周老师费了很多心思。一开始他带着我们去了南通，因为我写的正是南通乡下的事情，我们想，找南通的画家，可以直接进行沟通和呈现，因为我们记忆中乡村的场景是一致的。
但事实上并不顺利。我们找到了很好的画家，但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
等我们回到南京之后，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好画家就在我们身边，那就是同样出生在南通的画家潘坚老师。
潘坚老师本身已经十分成功。她是非常出色的美术老师，国标美术教材的编写者，同时又是获得了很多奖项的插画家。她的画作中透露出来的调性和我的故事是十分吻合的。难得的是，她喜欢这个故事。作为身兼编辑和作者两重身份的我，对于画家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激情，对小勇是否怀着同样的爱，很在意。
而潘坚老师为了画小勇，特地回到南通去拍孩子的照片，拍油菜花地，寻找那些具有八十年代乡村特色的东西。比如那个挂着花环的挂钩，就是用树枝的枝杈做成的。房子的样式，房屋里的水缸、晒东西用的芦头铺子、大灶、门闩、煤油灯、风箱……全都是我们熟悉的样子，不动声色地出现在画面中。
也许有人会觉得，当画家介入创作之后，作家的任务就结束了。其实完全不是。
因为原文很长，有很多的细节描写，当草图一出来，我的文字就要开始改动。所有画面已经呈现的东西，要全部删掉。比如小勇的外貌描写、孩子们的动作描写、场面描写……通通要消失，把表达的任务转交给画者。我对自己的文字一向宝爱，对我来说，删掉或修改那些我自以为很“精彩”的段落、句子、词，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每次开会讨论文字，我都觉得非常折磨，也会和责编进行一些讨论。甚至会有观念上的碰撞，比如是否需要在保证图画能够完整地讲故事的基础上，兼顾语言的文学性和完整性。有时这种讨论是很激烈的，但大家都能在坚持与退让的中间找到平衡点。不过编辑也很眷顾我，每次都只是提出笼统的意见，具体的删改都交给我自己来完成，因此整本书在语言得以延续和统一，没有特别的“不属于我”的用词和句子。
我并没有那么细地统计过修改的字数。我只知道，这本书做了三年，我的文字就改了三年。在这三年之中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，坚持将一件事情做下去，将一块璞玉雕琢成一件艺术品，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，用在做图画书这件事情上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这本书出版之后，我听到了很多肯定的反馈。方卫平老师很快打电话来表示肯定和喜欢，并且写了那么深刻动人的评论；梅子涵老师在写导读之前也特地打电话给我，说小勇真的是好的；上海的画家何艳荣老师写了很长的信给我……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鼓励。而我自己呢，直到坐在这里，也始终感到惶愧与不真实。我要感谢龚慧瑛老师，感谢这本书的责编张月，感谢你们对文字的推敲与改进。尤其感谢小莹，没有你，这本书不会如此美丽。
我还要感谢在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，它们是我灵魂的居所，使我经常有回望的可能。事实上在回望的时候，我一方面觉得温暖，一方面又感到伤心，因为不能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之中，不能再有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。
我并不是专业的作家，我的本职工作是儿童图书的编辑。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和作家们打交道，将他们的作品编辑成书，呈现给孩子们。在工作中，我时时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，有种身处茧中不得突破的痛楚感。然而像我这样的人光靠写作无法养活自己，我便选择这样一种状态：白天工作，晚上写作。写作这个家伙是个舒舒服服的阔佬，因为我白天忙着干活养活他。但是他值得。因为他带给了我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纯净，真正的飞翔。
现实生活就像一锅煮沸的水，我在里面浮沉翻滚。可是每天晚上八九点钟，我往床上一坐，把我的旧笔记本一打开，整个世界的喧嚣全部化为乌有。我一个猛子扎进我的自由王国里，开心地游弋。
在写作的时候，我较少考虑到外面的世界、读者的评价和反应。我觉得写作和说话一样，你是否在取悦、在迎合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。这个世界需要真心话和真心的写作。取悦并不是文学和艺术需要承担的义务。
哪怕是对孩子。
现在的儿童文学较之从前已经有较大的进步，起码已经知道“蹲下来”说话。但是，仅仅有“蹲下来”的姿势是不够的。作家必须先喜欢起来、玩起来、游戏起来、感动起来，才能带动读者进入。这也不是去一个地方采访一下，和孩子们待上几天就能解决的。作家要变回一个孩子，要钻进孩子心里。或者，更好的是，让孩子钻进他的心里。他要对指挥小鸡排队走路有兴趣，可以一整个上午呆看一只蜻蜓或看一群蚂蚁搬家。最最重要的是，他不能失去憧憬的能力，他的心里要有亮光，相信万物有灵，相信奇迹存在。只有自己先相信，才能让孩子相信。
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、一个儿童图画书创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。
圣经上说，“人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”。其中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人要保持小孩子的外貌，而是说人一生都应该延续一颗童心。我想，即便不为着最后的救赎，人也应该脱开现实的捆绑，到文学中去、幻想中去、回忆中去、本性中去，像小孩子驰骋在原野上一样，驰骋于想象的空间之中，以延续童心，延续最本初的自由与人性。人类缺少了这一部分驰骋与延续的能力，生命便不算完整。而写作者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，宣告出来。
得奖的那天晚上，我站在酒店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繁华的灯火和港湾里的邮轮，无法平静。我在想，神如此眷顾我，是不是希望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呢？是不是希望我善用自己的那一点微薄的才能，继续发出属于我的真实的声音呢？是不是希望我一生都不要停下追寻生命本质的脚步，永远写下去呢？
那么好吧，我会永远写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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